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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九章 苏轼与神宗小皇帝的亲密接触


  谁知,当苏轼的奏议刚刚送达朝廷,宋神宗看过后,当即下诏即日召见。

  据说,神宗看到苏轼的奏议,若有所悟地颔首说,原来有很多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,直到看了苏轼上奏的奏疏后,一切都释然了。

  所以,才决定即日召见。

  看到苏轼,二十一岁的宋神宗劈头盖脸就问,你认为用什么方法能有助于朕的宏图大业?

  苏轼故作谦虚地推辞再三,“只得”斗胆上奏说,微臣私下里认为,陛下求治太急,听言太广,进人太锐。愿陛下安静以待物来,然后再应对之。

  神宗竦然接受说,爱卿所言,朕一定详思之。

  这次的皇上在便殿里召对苏轼,苏轼知道了神宗皇帝的心思,但凡在馆阁里任职的臣僚,都应当替皇上认真考虑治乱问题,指陈为政的得失,不要有所隐瞒。自那以后,苏轼每见其他的同僚,都会把陛下的话原封不动地正告给他的同僚。

  短时间内,苏轼上了《议学校贡举状》后,又一鼓作气地上了《议买浙灯状》与《上神宗皇帝书》。

  苏轼虽然耿直,却也并不莽撞。

  毕竟自幼饱读诗书,又有父母的悉心教导,在礼数方面那也是拿捏得死死的。

  在家丁忧两年多,归来已是熙宁三年(1069年2月),正是年轻的神宗皇帝踌躇满志的时候。苏轼自知很多情况都要熟悉,不可冒失,于是他一边按部就班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,一边默默关心着朝廷事务。

  就这样过了一年,苏轼都没什么动静。

  其实这一年发生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,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全面改革的方案,从年初开始就强力推行变法,朝中大臣一片哗然,支持声、反对声此起彼伏,好不热闹。苏轼因为官位低,对情况了解不深,没有轻易开腔。神宗皇帝到底是什么性格,对待意见建议会是什么态度,这些都需要假以时日观察,岂能鲁莽行事(说明苏轼一点都不傻)。

  要说苏轼对新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没有自己的观点,那也绝不可能。

  他只是认为还没有到开口的时候,不能为了凑热闹而发声,必须言之有物,也必须用恰当的方式发声。深入观察了一年,苏轼对新法已经有了明确的立场和主张,至少打好了《上神宗皇帝书》的腹稿,但他没有写出来,而是借用一件小事“投石问路”——递上了《谏买浙灯状》。

  元宵佳节皇宫买灯,实在是不足挂齿的小事,皇帝纳谏或不纳谏,都无伤大雅。这里苏轼留下了伏笔:如果皇帝纳此谏,那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禀报;如果皇上不纳此谏,那也犯不着再说什么,甘愿受罚罢了。

  买浙灯之事说小也不小,涉及皇帝失民心还是得民心的原则性问题,绝对值得一奏。

  简单介绍一下此事的背景:

  熙宁四年元宵节,神宗皇帝想张灯结彩庆贺一下,便下令当时最好的苏浙花灯禁止交易,全部低价卖给皇家。苏轼认为,皇帝从自身角度考虑,为了过节观赏一下就花费那么多钱,太浪费了!皇家也要崇尚节俭。

  而神宗却认为,扎个纸灯笼成本不值几个钱。这也说明神宗皇帝在皇宫大院长大,年纪轻轻的(要知道,苏轼此时已经三十五岁了)考虑问题很不周全,他不知道扎浙灯的都是穷苦的手艺人,灯笼是他们全家的口粮,大老远送到京城来卖,成本除了材料钱、手工钱,还有运费、贷款的利钱等。

  往年都是自由交易,价格能卖得高些,现在只允许卖给皇家,还低价收购,那是要亏本的。于是苏轼耐心向皇帝说明情况,请求收回成命。

  谁知,过了不久,神宗小皇帝竟然采纳了苏轼的建议,把买灯笼的安排取消了(这就像大学里做社团工作的大学士,热情满满)。

  苏轼非常激动与受宠若惊,紧接着就又上了《上神宗皇帝书》。

  《上神宗皇帝书》,是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之态度的一种真实体现,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。

 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,在军事方面,苏轼还是极为幼稚的。因为军事与外交等重大的工作,那是需要经过长期历练方能奏效的。

  当时,契丹、西夏疆域虽广,但多为不毛之地,或因气候原因无法耕种。由于环境恶劣、资源短缺,势必得向外拓展,压缩北宋生存空间,双方为此在边境上大打出手也是情理之事。

  北宋政权自建立之始,赵匡胤为了防止武将飞扬跋扈,重蹈李唐覆辙,为了能够消弭隐患那是绞尽脑汁,最终通过一系列措施解除了武将的兵权。

  但是,此举虽然对加强中央集权固然有利,却形成了北宋将不知兵,兵不知将的特殊兵制。一旦战争发生,协调作战的灵活性就完全丧失。武人跋扈的情况虽然得到有效遏制,但矫枉过正,过于束缚了武将的手脚。在战争中又不断削弱武将实权,刻意抬高文官的地位。崇文抑武令武将素质普遍下降,武人心理失衡,不思进取,畏战心理严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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