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在其他地方是按律收税，但对苏州府、松江府实施的却是重赋，以“怒其为士诚守”，意思是当初谁让你们帮助张士诚的？苏州府、松江府的民田田赋税率并不是1.2%，而是3倍于其他地区，且每年的田赋税率都不一样。官田的税率更高，是7斗5升，按亩产量3.8石稻谷计算的话，税率为19.74%，税率几乎10倍于外地田赋。其它地方官田的田赋税率是5升3合5勺，如常州府耕地的亩产量与苏州府耕地的亩产量相当，也有3.8石稻谷，税率为1.4%；如扬州府耕地的亩产量按2.2石稻谷计，税率是2.4%；如济南府耕地的亩产量按1.8石稻谷计，税率2.96%。

由于苏州府、松江府官田的税率实在太高，造成佃农不断逃亡，或干脆不再租种官田，直接进城打工，官府也没法子，只得把官田卖给有钱的地主，因此到了崇祯年间，苏州府、松江府境内的大批官田变成了民田。

洪武二十六年，全国耕地面积8.5亿亩，全国征缴的田赋为2944.23万石，全国平均缴纳的田赋为0.035石/亩。苏州府有985.06万亩耕地，占全国耕地的1.16%，缴纳的田赋为281.05万石，占全国田赋的9.55%，苏州府平均缴纳的田赋为0.285石/亩，是全国平均数的8.14倍。

弘治十五年，全国耕地面积6.23亿亩，全国征缴的田赋为2679.23万石，全国平均缴纳的田赋为0.043石/亩。苏州府有947.85万亩耕地，占全国耕地的1.52%，缴纳的田赋为209.2万石，占全国田赋的7.81%，苏州府平均缴纳的田赋为0.221石/亩，是全国平均数的5.14倍。

万历六年，全国耕地面积7.01亿亩，全国征缴的田赋为2663.84万石，全国平均缴纳的田赋为0.038石/亩。苏州府有929.59万亩耕地，占全国耕地的1.33%，缴纳的田赋为209.26万石，占全国田赋的7.86%，苏州府平均缴纳的田赋为0.225石/亩，是全国平均数的5.92倍。

如加上松江府缴纳的田赋，苏州、松江两府上交给朝廷的田赋占到了全国的10%以上。

仍以万历六年为例，苏州府的田赋总额为2092560石米，以亩产为2.8石（2石稻、1石麦）计，田赋税率为8.03%，每亩地须缴纳田赋0.225石，而同期，南直隶苏州、松江两府之外的其他地区，缴纳的田赋仅为0.078石/亩；浙江的田赋为0.054石/亩，江西的田赋为0.065石/亩，湖广（即湖南湖北）的田赋为0.01石/亩，山东的田赋为0.046石/亩，河南的田赋为0.032石/亩，北直隶的田赋为0.012石/亩。

进入崇祯年间后，苏州府耕地基本稳定在9295951亩（约930万亩），如全部用来种植粮食（稻子、麦子），按平均亩产2.8石（1石麦子折合0.8石稻谷）计算的话，可产粮食2603万石稻谷。

崇祯四年，苏州府须缴纳的田赋为225.94万石，每亩地需缴纳0.24石，田赋平均税率达8.68%。

去年即使苏州府遭到了严重水灾，苏州府须缴纳的田赋为250.93万石，每亩地需缴纳0.27石，田赋税率为9.**%。

今年苏州府须缴纳的田赋为260.3万石，每亩地需缴纳0.28石，田赋税率达10%。

与苏州府相邻的松江府，须缴纳的田赋为99.77万石。松江府仅有华亭县、上海县、青浦县三县，缴纳99.77万石田赋，田赋税率也在10%左右；

耕地面积与苏州府不相上下的常州府、嘉兴府、湖州府须缴纳的田赋远少于苏州，如常州府须缴纳的田赋为79.48万石；嘉兴府须缴纳的田赋为**.27万石；湖州府须缴纳的田赋为48.89万石。

耕地面积比苏州府多三分之一的杭州府缴纳的田赋仅为24.34万石。

今年全国征收的田赋为2762.26万石，苏州、松江二府缴纳的田赋超过全国的十分之一，达13.03%，江南6府（含镇江府，不含杭州府）所缴纳的田赋为552.71万石，占全国的五分之一。

苏州府为啥缴纳的田赋税率年年不一样呢？问题出在官员、大地主身上。苏南地区靠读书中秀才、中举人、中贡士、中进士的人远比国内其他地方多，这些人有一定的免税田亩。中举后就属于统治阶级，中进士的人还往往做大官，官做得越大，免税的田亩就越多。一个秀才可免缴80亩的田赋，一个举人可免缴400亩的田赋，一个进士可免缴2000亩的田赋。

这个制度设计时就存在严重缺陷。比如，一个人中举后，如他家只有200亩地，根据制度他可以免缴400亩地的田赋，于是就有亲戚、朋友、族人把他们的地挂靠在这个举人名下，这叫“投献”，借以逃避税赋。“投献”后，官府的“鱼鳞册”并没有变更。如变更的话，这些地就名正言顺地归于该举人名下了。官府是按鱼鳞册来征收田赋的，官府收缴田赋时，收税官在得到点好处后，就把“投献”的200亩的赋税转嫁到其他农户头上了。假如苏州府有3000个举人，其中有一半的举人家里只有200亩地，那苏州府仅这些举人名下就可“投献”30万亩，这30亩地的税赋就被转嫁到其他农户了。

后来随着土地兼并越来越多，这些官员还变着法来逃税。对于一些大地主来说，他们的家族中往往有大官，一个小小的收税官是不敢强行去收税的，于是很多小户就依附于这些大地主来逃税。官府为了完成赋税，不得不把官员、大地主家逃掉的税赋转嫁到普通农户、佃户头上。

以上几个原因就造成了农户需缴纳的田赋每年都不一样，逐年上涨。

万历年间，江南地区有80%的田地归于士绅。万历三十八年，任苏州巡抚的徐民式看出了端倪，下令各府清查土地，并进行了“均田均役”的改革，让江南的士绅承担起繁重的粮役，减轻了普通贫苦百姓的徭役负担，缓解了江南地区的阶级矛盾。

江南地区亩产量比较高，且工商业发达，稍微增加点税赋还能忍受，但中原地区、西北地区的亩产量就少多了，而且基本没工商业。这些地方的豪族、藩王不仅肆意兼并土地，扩大免税田亩，或隐瞒需赋税田亩，将把向朝廷缴纳的赋税转嫁给贫民，增加贫民负担，造成大量农民破产，流离失所。一旦有人振臂高呼，破产农民能不反吗？

以上税率还没包括加征的辽饷、剿饷、练饷。崇祯4年开始征收辽饷，每亩加收1分2厘。崇祯10年起，加收剿饷，每亩加派米6合，后每亩又加派1分9厘4丝。崇祯12年起，为训练边兵，田赋每亩加征1分（练饷）。这“三饷”合计为每亩4分1厘4丝加6合米。如不缴6合米，可按每石米0.9两折银，6合米折银5里4丝，则“三饷”折银4分6里8丝。这个“三饷”因各地豪族将负担转嫁给普通农户，摊牌到农户头上后，往往是2-4倍。像刘云龙所在的水车浜村，即使没啥豪族，今年的“三饷”就要每亩8分4里2丝。